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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最贵清洁工”挑衅了《劳动合同法》 7月30日，原本担任上海某公司资深策划的杨华(化名)，怀孕后接到一份换岗合同。换岗后的工作是公司清洁工，月薪仍是9000元。公司表示确实无其他职位可安排。专家表示，怀孕妇女变岗变薪不能由企业单方面强制执行。(8月2日解放网) 看上去，月薪9000元的清洁工工作，对于杨华来说并非坏事，相比那些怀孕期间被无故辞退的女性职工，工作保住了，收入没有降，应该是谢天谢地了。但“最贵清洁工”实际上是对杨华某种程度的人格侮辱——并不是清洁工岗位“低贱”，而是将一个为公司奉献多年心智的高级白领“贬”为每天清扫马桶的工人，她将如何面对同事们异样的眼神？如何在劳动强度并不算轻的重复工作中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 很显然，杨华所在企业存在明显的“岗位恶意供给”意图——将明显不符合当事人劳动价值的岗位作为其转岗的惟一选择。并且在明知其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对当事人心灵与身体造成的多重伤害时，依然执意如此，很难不让人怀疑这家公司目的何在。 更恶劣的是，“最贵清洁工”事件犯了民事协议的大忌:将劳资双方置于惯常的不平等格局中，杨华如不服从就会被淘汰，这也基本上是大量劳动者在“资本专制”下的共同困境。 我不能不“佩服”杨华所在的公司，他们采取了一种迂回战术，逼迫杨华无法忍受而主动辞职，从而避免必须要付出的工资福利乃至解约代价。然而，这是对《劳动合同法》的直接挑衅。 毕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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