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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君子的人生境界

原标题:君子何为:《论语》与人格养成
  作者:王学斌

  孔子有句话,出自《论语·为政》:“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此家喻户晓之言,既是其一生自我修养之总结,亦可视作古代读书人终生奋斗之目标。为何以此为标杆?在于它极好地概括了达到君子的几重境界。

  晚明大儒顾宪成曾如此剖析孔子心目中“君子”之境界:

  “这章书,是夫子一生年谱,亦是千古作圣妙诀……夫子自十五志于学至四十而不惑,是修境;五十知天命,是悟境;六十耳顺至七十从心,是证境。”

  这段话堪称将如何养成君子的三重境界概括得甚是精辟到位:修境即不断学习、完善自我、确立志向、积极进取的过程;悟境即随着人生经验日益丰富,阅历的不断积淀,真正了解自身短长,领悟世界本质,走向成熟的状态;证境则是对人生顺逆已了然于胸,对世事无常已泰然处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繁杂的规矩中可以求得自由的化境。

  那何为“君子”?孔子身处时代,“君子”具有两层含义:一指那些出身高贵、地位较高的统治者;二指那些具有很高的道德修养、能够遵循礼乐的人。故《论语·学而》指出,“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可知君子有其专门关注之事、用力之处,“本”即事情的根本之处。换言之,君子要做好本身工作,尽其职责,道便由此产生。

  若要闻道,先须自修,这当从“修境”入手,此即古时读书人求学之始。它分为三个层次:志于学、而立与不惑。志于学,便是自此开始,立志于要把一生奉献给学问,奉献给追求真理,这意味着人生目标的确定。意义在于:首先,学术研究和道义探讨成为了人的终身事业,道统开始独立于政统并高于政统;其次,此乃知识独立、士人独立的标志;再次,士人不再是专家,不再是专业技术人员,而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担当天下道义的君子儒。读书人从此真正成为社会核心价值的承担者,即担道之士。著名学者钱穆先生曾对君子担道的重要性有过至论:

  道,人生之大道。人生必有死,死又不可预知。正因时时可死,故必急求闻道。否则生而为人,不知为人之道,岂不枉了此生?若使朝闻道,夕死即不为枉活。因道亘古今,千万世而常然,一日之道,即千万世之道。故若由道而生,则一日之生,亦犹夫千万世之生矣。

  从此,道统意识油然而生。

  所谓而立,简言之:其一,个人政治身份得到肯定;其二,有了自己的事业。此乃个人事业之起步期。试想一个人经过孜孜以求、苦苦努力,达到了而立,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学业有成,事业确立,身份得到充分认可,理想看似越来越近,那么这个人应呈奋发有为、跃跃欲试,踌躇满志、锐气十足之态。这种状态固然颇佳,但尚远远不够。他的见识、修为、眼光、气度还不足以应对这个纷纭复杂的大千世界。所以,还需要继续修炼,以至“不惑”,即对自己的人生追求不再疑惑,对自己的人生方向不再动摇,对世间种种光怪陆离、纷纭复杂的现象,皆能泰然处之,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

  “悟境”指个人修为之瓶颈期与突破期。虽说知天命是悟境,但并不意味着学习之终结,恰恰相反,这是君子修养的又一个起点。孔子讲:“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既然“天命”是“上天”给你下达的“命令”、是“天”规定了的你的“使命”,那么你立身在世,所能做的事,只是去努力完成“天”“分配”给你的“任务”,这是你应该做的,也是你可以做的。于是你的人生经验给你的人生“定了位”。有了这个“位置”,你如果再“越位”“僭越”,或者放弃这个“位置”而“不到位”,则是为“不仁”,就不是“君子”。“定了位”不等于“到了位”,你还得努力才能使自己“到位”,故“知天命”相当于人生事业的再出发。唯有继续前行,才能抵达君子修养的终点,也就是证境——耳顺和从心所欲。

  “耳顺即舜之察迩言,所谓善与人同,乐取于人以为善也。顺者,不违也。舍己从人,故言入于耳,隐其恶,扬其善,无所违也。学者自是其学,闻他人之言,多违于耳。圣人之道,一以贯之,故耳顺也。”这是清代学者焦循对“耳顺”的解释。说的是君子能以一己所持的正确意见不排斥他人的正确意见,能以公认为正确的意见为标准,同时吸取他人意见中符合标准的正确意见。顺,就是通达不违碍,入耳即入心。君子不固持自己的异义,能采纳他人的意见,那么无论什么话听来就不违于心、不逆于耳,能够从他人的意见中分辨出正确的看法予以表扬,又能从他人的意见中分辨出不正确的看法而不予计较,不斤斤萦怀于心,如此就能顺利通达,入耳入心。

  耳顺之后,便达至化境。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指出:“孔子七十而纵心,彼其纵之也,度不逾矩,而后纵之。”换言之,柳氏认为孔子之所以能够从心所欲,是因孔子自认内心的欲望不会超出社会规矩的范围,孔子有这样的道德自信,可以估量内心欲望是在规矩法度之内的。依柳宗元之理解,规矩是内心欲望的隐形前提,只有“不逾矩”的欲望才可“后纵之”。反过来讲,“逾矩”的欲望不可以随便遵从。其实儒家亦承认人在现实生活中,确有各种不合礼法、不合规矩的欲望。在这一基本预设下,人心的各种欲望若不加限制,不以“道心”“天地之性”加以引导,人便随着自身欲望之横流而蒙蔽良知,从而生出恶念、做出恶行。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即经过长期的自我修养和自我控制,达到一定的人生境界,内外打通,社会的规矩即我自身的规矩,社会规范内化为个人的生活信念,因而社会规矩对我而言,就不再是约束,反而是内外相证、从心所欲的试金石。这种“自由”是一种道德境界,是此心纯然天理的境界,是一种不去挑战世俗礼法的心理自在。因为此时,心就是法,法就是心,人在规矩允许的范围里体会从心所欲的自在。

  当然,世上诸事,往往知易行难。至于此三重境界,钱穆曾指出,“学者所能用力,亦在志学与立与不惑之三阶程。至于知天命以上,则非用力所及,不宜妄有希效。知有此一境,而悬以存诸心中则可”。或许凡人终其一生,也难将修境、悟境与证境践履殆尽,唯有默默悬于心间。君子何为?便是读书人在不断学习、修炼中竭力向理想状态靠近而已。这恐怕便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妙处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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