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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法家学术思想的创立（1）
治国之道的一个极端
春秋时代，大国崛起，国家主义盛行，务实的政治家们在其治国方略中，不再单纯推行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上的“礼制”，而是“刑礼并用”。
管子是国家主义的杰出代表。《管子》一方面强调“礼、义、廉、耻”乃“国之四维”，另一方面，又倡导以法治国。其目的，不过是将法律制度作为一种国家意志，统一国人的言行而已。
后来的法家主张法治，本义也出于此，《商君书》说：
法制明，则民畏刑；法制不明，要求民之行令也；不可得也。
但法家认为，一切君臣之义、等级秩序、风俗教化，都可以由法令来规定。《商君书》说：
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义，五官之分，法制之禁。
法家要求君主作为执法的最高裁决人，一切以法为准，《商君书》说：
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
在法家心中，法治的最高境界，就是君主把自己的意志变为法令，然后一切以法制为标准，不再按自己一时一地的意志去行事。《韩非子》说：
明法制，去私恩。
由此可知，法家却在强调法制的同时，完全舍弃了礼制，也舍弃了礼治，即道德教化。
所以说，法家理论，是《管子》治国之道的一个极端。
以法、必以法且只以法治国
国家主义盛行后，面对新问题，那些务实的政治家们一律用法令的方法来解决，这就是法制。
这些法律制度，其所倡导或禁止的事项，绝大部分是过去礼制所没有的、或者与过去礼制的规定相反的。
例如，为了鼓励人们从事土地开垦，他们就废井田而定私田制赋税制度。这显然违反了《周礼》中的土地所有制。为了加强军事力量，他们就制定了军功制，这就动摇了爵位的世袭制。
他们为了让全国所有的人都去遵守、执行这些法令，还要将法令广而告之，如郑国的子产，就将法令铸在铜鼎上，史称《铸刑》，开法令公开之先风。这也是违反《周礼》的做法，因为在西周时代，刑，是对庶民用的，是“国之宝”，要秘而不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更重要的是：法家人物，把一切制度都法制化，其中包括移风易俗，如此一来，“礼制”的概念几乎荡然无存。
综上三个方面，法家在一个国家内推行法制，都被称为“变法”，用现代的名词，叫做改革。
变法，就是改变过去法令内容、形式、方式；改革，就是改变、革除。意思是基本相同的。
为此，法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历史观：法后王。意思是：根据历史时代的变迁，不断更新、改变治国方略。其理由很简单：你们儒家不是说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都是圣人吗？圣人也是根据时代变迁改变治国方略的，夏、商、周的“礼”和“刑”完全不同啊！
如此一来，法家就有了变法的理论依据。
那么，变法，变成什么样的法呢？也就是说，变法的目的是什么？标准是什么？在法家人物那儿，目的和标准非常简单，就八个字：标准是“富国强兵”，目的是“国富兵强”。能富国、能强兵的，就是好法令；国富了、兵强了，就证明是好法令。
如此理直气壮地实施变法的法家，有三个杰出代表：李悝、吴起、商鞅。
事实证明，他们所实施变法的魏、楚、秦三个国家，都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一时，也都实现了国富兵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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