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中英香港回归谈判的中国代表团部分成员在钓鱼台留影。后排左四为周南 

主权换治权是行不通的 

因为双方争执得很厉害,前三轮会谈公报内容都很简略。第一轮会谈后发表的公报中提到双方认为本轮会谈是“有益的”和“建设性的”。第二轮会谈后发表的公报，去掉了形容词“建设性的”，只说“双方进行了两天有益的会谈”。第三轮会谈后发表的公报只有“双方举行了进一步会谈”一句话，什么形容词都没有了。香港媒体猜测双方一定谈得不顺利，所以才如此。 

1983年9月10日，小平同志出面讲了话。他在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说：我借此机会说一下，英国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希望英国不要再在治权问题上纠缠，不要搞成中国单方面发表声明收回香港，而是要中英联合发表声明。在香港问题上，希望撒切尔夫人和她的政府采取明智的态度，不要把路走绝了。中国1997年收回香港的政策不会受任何干扰，不会有任何改变，否则我们就交不了账。希望本月22日开始的中英第四次会谈，英方不要再纠缠主权换治权问题，要扎扎实实地商量香港以后怎么办，过渡时期怎么办。这对彼此最有益处。小平同志请希思把他说的话传给撒切尔夫人。 

经过50天的休会之后，中英双方代表于9月22日和23日举行第四轮会谈。这次会谈英方虽然态度表面上有变化，但实质上仍然坚持前三轮会谈的立场，致使谈判没有任何进展。第五轮谈判，中方的态度非常强硬。中方代表在发言中说，如果英国不改变态度，我们就要考虑谈判继续下去的必要性了。这之后，撒切尔夫人在其他一些内阁成员和柯利达等人的说服下，终于开始考虑改变态度。 

1983年10月14日，柯利达返回北京，带来了撒切尔夫人给中国领导人的口信，表示“可以在中国建议的基础上探讨香港的持久性安排”。 

10月19日，在第五轮谈判中，柯利达详细介绍了撒切尔夫人的口信所表达的英国政府的新立场，其中有这样一句话：香港问题解决以后，英国不谋求在香港的管治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而只谋求与香港保持某种密切联系”。“某种密切联系”显然含混不清，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要柯利达讲清楚。 

11月14日，在第六轮会谈中，姚广第一次详细介绍了中国政府对香港的12条基本方针政策。但柯利达拒绝谈这些问题，要求集中讨论有关细节问题。 

12月7日，在第七轮会谈中，柯利达讲：英方不再坚持英国在1997年后对香港的管治，也不谋求任何形式的共管。英方讲“某种密切联系”，将不会与1997年香港的主权和管治权一并归还中国这一前提相冲突，并不意味着英方要求未来的香港政府跟英国政府建立“权利或汇报的关系”。英方不会去挑战中国的主权。话讲得冠冕堂皇，但是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这又是一句假话。英国并没有放弃1997年后插手香港行政管治和在最大限度上使未来的香港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的念头。 

第七轮会谈后，柯利达奉召回国当撒切尔夫人的顾问，继续主管香港的事情。英国换了伊文思大使当谈判代表团团长。这时中方也决定换马，1984年1月25日，第八轮会谈时就让我接替姚广当团长。中英双方代表团原有的团员都没变。 

英方只好知难而止 

按照习惯做法，每一轮正式会谈只有两天。会谈时，中英双方都一本正经地做正式发言和评论对方的发言，很难深入交换意见和进行磋商。有鉴于此，我担任中方谈判代表团团长以后，增加了双方私下的接触和非正式磋商。 

从第八轮起，中英双方开始谈有关香港1997年以后的安排问题，都是围绕主权问题展开的。英国的方针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步步为营，不断地冲击中国的底线，试图损害中国国家利益，以保证1997年以后英国能继续最大限度地操控香港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