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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别裁
这个“仁”，就是孔子做学问的最高目的。
花言巧语
有子的话讲完了，接下来就是：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什么是“巧言”？现在的话是会吹、会盖。孔子说有些人很会盖，讲仁讲义比任何人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却不脚踏实地。“令色”是态度上好像很仁义，但是假的，这些与学问都不相干。“鲜矣仁”——很少真能做到“仁”这个学问的境界，因为那是假的。我们从电视中就看得到，那个小丑表演的角色，动作一出来，就表示“巧言令色”。
“巧言令色鲜矣仁”，我经常也跟同学们讲，作领导人第一个修养是容忍。有的人不一定像小丑那样的“巧言令色”，但每个人都喜欢戴高帽子，人若能真正修养到戴高帽子感觉不舒服，而人家骂我，也和平常一样，这太不容易。所以知道了自己的缺点和大家的缺点，待人的时候，不一定看到表面化的“巧言令色”。大家经验中体会到，当你在上面指挥时，觉得那种味道很好；但是这中间很陷人、很迷人，那就要警惕自己。你说素来不要名、不要钱，只讲学同，就有人来跟你谈学问。要注意，“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他那个学问是拿来作工具的，所以除了要懂“巧言令色鲜矣仁”这个道理以外，相反的，我们作学问要踏实，不能“巧言令色”。
三面镜子
下面讲要怎样作学问：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
信乎？传不习乎？
曾子为孔子的学生，名参，少孔子四十六岁。由这一点我们看到，孔子回到鲁国讲学传道的时候，都是培养年轻的一代，同我们的心情一样，怕自己死了以后，这个命脉，这个根本失传了。和我们现在一样，对于年轻学生，拚命讲给他们听，好办一个交代。
曾子在当时孔子的学生中比较鲁，鲁就是拙一点，其实并不是笨，只是人比较老实，不太说话，后来谪传孔门道统。他著《大学》，孔子的孙子子思著《中庸》，也是跟他学的，所以现在一般人拿《大学》、《中庸》，代表了孔子思想，我们千万不要这样跟着搞错了。《大学》是曾子作的，原来是《礼记》里的一篇，后来到唐宋的时候，才把它拉出来，变成了四书之一。所以把《大学》、《中庸》思想，就认为是孔子的思想，是不大妥当的，这仅是孔子思想的演变。孟子是子思的学生，孔子三传的弟子，这时已经到了战国时代。孟子的思想又与孔子的思想有些出入，孔子温文儒雅、修养极高；孟老夫子，有时好像卷起袖子伸出拳头，有点侠气，也有一谈就使气的味道，和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关。这也代表了时代和文化思想的演变。
曾子说，我这个人做学问很简单，每天只用三件事情考察自己。要注意的，他做的是什么学问？“为人谋而不忠乎”替人家做事，是不是忠实？什么是“忠”，古代与后世解释的“忠”稍有不同，古代所谓的“忠”是指对事对人无不尽心的态度——对任何一件事要尽心地做，这叫做“忠”。这个忠字在文字上看，是心在中间，有定见不转移。“为人谋而不忠乎”是我答应的事如果忘了，就是不忠，对人也不好，误了人家的事。“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与朋友交是不是言而有信？讲了话都兑现？都做得到？第三点是老师教我如何去作人做事，我真正去实践了没有？曾子说，我只有这三点。我们表面上看这三句话，官样文章很简单，如果每一个人拿了这三点来做，我认为一辈子都没有做到，不过有时候振作一点而已。
曾子这几句话，为什么要摆在这里？严格地说，这些学问不是文学，要以作人做事体会出来，才知道它难，这就是学问。
这个学问讲到这里，都是个人的修养。但是学问只讲个人修养是不是可以？不是的，扩而充之就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所以上面是讲学问的内涵，下面就讲学问的外用了。引用孔子的话：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这“道”是领导的导，换句话就是孔子也教我们领导之德、领导的修养，以领导千乘之国。
讲到“国”字，研究中国文化便要注意，看到秦汉以前古书里的“国”字，很多学者都容易产生很大的误解。比如老子曾说“小国寡民”，讲老子的思想，就讲小国的政治，在民国初年，又有人对无政府主义与老子思想拉在一起。要知道秦汉以上，到汉代初期的“国”字，不是现在的国家观念，那个时期的“国”字、“邦”字都是地方政治单位的名称。所谓“诸侯就国”，就是中央政府下一个命令，要这些地方官（诸侯）各自回自己的岗位（封地）去。那时地方单位有千乘之国，百乘之国。“千乘之国”用现在的观念比方总是不伦不类，还是不作比方的好。“乘”，古代以战车、壮丁、田赋等合在一起计算的。汉、唐以来有很多考证注解，不必多说。换句话说，领导一个大国家，或者领导一个单位，乃至领导地方的政治，要“敬事而信”，这是很难的。“敬事”，对一件事认真做为“敬事”，一项职务宁可不接受，既接受了就要认真去做，现在就有许多地方许多人不敬其事的。至于“而信”是使下面的人绝对信服。争取下面的“信”，如何得到“信”，就要敬其事，说了的话一定要兑现。如好的将领，身先士卒就是敬事，那么谁也会受感动而信赖他。所以要“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节用指经济政策的措施，对经济要能够节省，是经济原则。节用是为什么呢？不是为我，而是为“爱人”。
第三点“使民以时”，用人时应该把握时间。这个“时”很重要。在军事思想方面来讲，包括很大，所以孙子兵法讲时讲势，也有用势之道。对人在道德上要知道“时”，比如部下生重病，你不去慰问，反责备他不来上班，这就是不“爱人”，“使民不以时”了。所以“使民以时”是用人要在时间上恰到好处。这样部属都听你指挥，乃至全国老百姓自然跟你走。这是道德的修养，也就是学问。
这些话不但是孔子教育门人做学问的道理，同时也是孔子当时针对社会人情的弊病而指点的。我们只要研究春秋战国时代的史料，为什么那个时代是那么的紊乱，便可了然于心了！
可爱的小学生
以上讲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便是孔门做学问的目的、态度和方法的记录。说到这里，我们已经了解了，所谓做学问，是要从人生的经验中去体会，并不是读死书。假使一个人文章写得好，只能说他文学好；这个人知识渊博，只能说他“见闻广博”，不一定能说他有学问。一个人即使没有读过书，可是他作人做事完全对了，就是有学问。何以见得呢？下面就是一个证明了，跟着讲学问的道理。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这话在文字上解释当然容易，但我们深入研究一下。所谓弟子，古代称学生为“弟子”，中国古代老师对于学生，看成自己的儿子一样。讲到这里，我们有点感慨了，中国的文化，师生之间有如父子，过去有“一日从师，终身若父”的情形，而老师对于学生，也负了一辈子的责任。我们亲眼看到的，几十年前，还保留了这个风气，一个学生纵然中了状元，官作得很大了。回到家乡，看见老师，而老师既没有功名，也没有地位，学生对他一样的要跪拜，和当年从师一样。学生对老师是如此，老师对学生，也是负了一辈子责任。
举个特殊的例子来说，我们很明显的看到明朝的方孝孺，后来水乐帝要杀他的时候，他为了要作忠臣，不怕死，他说充其量灭我的九族，而永乐偏偏要杀他的十族，加上的一族就是他老师的家族，认为老师没有教好。
从这件事情，我们可看出过去中国文化中的一种精神，那就是“师道精神”。谈到过去的道，在人文世界的道中，就有这三道：一个是“君道”，讲究如何领导，如何当家长，如何当国家的领袖，乃至如何当一个班长，这都是“君道”。其次是“臣道”，就是说我们怎样做一个忠实的部下，怎样帮助人完成一件事。再其次“师道”。中国过去文化中，这三道是合一的，所谓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换句话说，那时的教育、行政、司法和教化（教育与教化，应该有其不同的意义，我们将来再讨论。）集于一身。那么师道的精神就形成了中国人尊师重道的观念，所以老师称学生为弟子，弟等于兄弟，有朋友之间的友情，又等于自己的孩子，所以学生称弟子，再传称门人，这个观念和习惯是这样来的。
到了我们现在，值得研究了，我们须注意将来如何建立，如何复兴固有的尊师重道精神。现在的尊师重道，只是一句口号而已，真正尊师重道的人是小学生，我想诸位都有这个经验，我们的孩子如果在小学念书，回来就开口老师怎么说的，闭口老师怎么说的。几年前，教师节的时候，孩子回家要敬师金，说给他五十元，孩子一定说不行，这是敬老师的要一百元。这种事到了中学就淡了；到了高中以上根本没有这个观念了；到了大学，学生看老师是不相干的陌路人。相对的，老师对学生也是如此，挟了一个皮包上来，拿一本书讲解一番，便有钟点费，彼此都是商业行为，教完了以后，懂不懂是你的事，挟个皮包走了。学生与老师在路上见面，万一点个头，在我觉得，已经是很稀奇了。一般都彼此不认识，就这么迎面过去，堂而皇之的，学识愈高，愈没有尊师重道的精神。这是今日中国文化一个极大的讽刺。
至于说老师与学生之间的道义关系、感情关系，除非这位老师很有地位。据我所经验的，每个学生要拿学位，作论文的时候，便随时来找：“老师怎么办？”很亲切。我还碰到过这样的事实，有个要拿学位的学生天天来，来了非常恭敬，甚至觉得他恭敬得过分，我家里的孩子们说：“这个学生好，真有礼貌。”但是，你得注意，这是“币重言甘”哪！他也的确送礼来，还送得蛮讲究，我说你送礼送得这么重，虽然有研究费领，可是一个月的研究费也不够买这些东西，何苦呢？他说：“对老师应该恭敬。”我晓得这不是诚意的话，因为他的言语太恭敬，太甜了。“巧言令色”、“币重言甘”是靠不住的。结果毕了业以后连影子都看不见了。这就是现在中国文化的怪现象，是文化道德的普遍事实。国民道德的修养从教育界开始，是应该彻底研究的，所以我在这里要讲到师生的道理。
吕端大事不糊涂
现在，孔子告诉我们说，这个学生“入则孝”，在家里是个孝子。（怎么才叫孝，下面有很多地方研究孝道，在此暂且不谈。）“出则弟”，出门在外面与兄弟分开了，怎么弟呢？就是在外面，对朋友、对社会、对一般人能够友爱，扩而充之爱国家、爱天下都是这弟字的意义。“谨而信”，作人非常谨慎，但是谈到这“谨”字要注意，不要变成小器。谨慎与拘谨是两回事，有些人作人很拘谨，过分了就是小器。“谨慎”在历史上有个榜样，就是我们中国人最崇拜人物之一的诸葛亮。所谓“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是一副名联，也是很好的格言。吕端是宋朝一个名宰相，看起来他是笨笨的，其实并不笨，这是他的修养，在处理大事的时候，遇到重要的关键，他是绝不马虎的。那诸葛亮则一生的事功在于谨慎，要找谨慎的最好榜样，我们可多研究诸葛亮，这里暂且不提。
总之，所谓谨慎不可流于小器，这点修养要注意，这个人能谨慎处世而信——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一切都言而有信。同时又“泛爱众”，有伟大的胸襟，能够爱人，尤其在此时此地来讲，对同志的友爱，扩而充之，对其他人的友爱。理论上讲起来很容易，而广泛的爱人，那就是“君道”“师道”的综合，爱天下人就如爱自己一样，理论容易，要修养到如此真难。孔子说，假使一个人对这些都做到了，“而亲仁”，再亲近有学问道德的人做朋友，“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做到以后，还有剩余的精力，然后再“学文”，爱作文学家也可以，爱作科学家也可以，爱作艺术家也可以，爱作别的都可以，那是你的志向所在，兴趣问题，可以量力而行，各听自由。
饮食男女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
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这几句话，是接着证明了学问的目的，不是文学、不是知识，是作人做事。子夏比孔子少四十四岁，他的名字叫卜商。孔子死后，在战国开始的初期，他讲学河西，在战国时期一般对时代有影响的大学者，蒙受他的影响很大。所以这也是我们大家要注意的。领导历史、领导国家社会的，到底还是学问思想。
现在引用子夏的话，证明学问是什么。我们看原文“贤贤易色”，两个贤字，第一个贤字作动词用，因为中国文字有时候是假借的。第二个贤字是名词，指贤人——学问修养好的人。“易色”，古人如宋儒他们，是怎么解释的呢？他们对“色”字解作“女色”、“女人”、“男女之色”了。（孔子被人叫打倒，就是这样受冤的。）“贤贤易色”就是看到贤人——有学问道德的人，马上跟他学了。“易色”，女色都不要了，太太都不要了，在恋爱中的，把女朋友都丢掉了。如是女方，男朋友也不要了。如果真如宋儒的说法，我认为孔夫子不是圣人了。因为圣人，是不会违反人情的。孔子在《礼记》里讲“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确是孔子对于人生的看法——形而下的，不讲形而上的。凡是人的生命，不离两件大事：饮食、男女。一个性的问题，一个生活的问题。所谓饮食，等于民生问题。男女属于康乐问题，人生就离不开这两件事。有时候看到有关中国文化的文章说“食色性也”是孔子说的，错了，这句话不是孔子说的，是与孟子同时的告子说的。以后引用文章，不要将错就错，一错再错。
这个性的问题，究竟先天的性或后天的性呢？以后再讨论。但宋儒解释“贤贤易色”，为了作学问，都可以把自己的妻女或丈夫丢开，这是不通的。
这个“色”字，很简单，就是态度、形色，下面还有证明，所谓“态色”就是态度。“贤贤易色”意思是：我们看到一个人，学问好，修养好，本事很大，的确很行，看到他就肃然起敬，态度也自然随之而转。这是很明白，很平实的，是人的普通心理，不管一个如何坏的人，看到一个好人，总会不自觉地对这好人比较友善，这是人之常情。
“事父母能竭其力”是讲孝道。这句话有一个问题产生了，子夏为什么提到“竭其力”呢？重点在这个“竭”字。过去一般人讲到对父母的孝顺，是“非孝不可”。其实孝道也要量力而为，孝要竭其力，不要过分了。前一两年，有个年轻人基于天生的（不是教育的）孝心，为了孝养父母，去做了小偷，犯了法，对于这样行孝的人，在心理道德上，我们觉得这个人“非其罪”也，因为他为了孝顺，为了医母亲的病，结果偷了钱，犯了法，这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在学问修养上看，对他的批评是“这个人没有受良好的教养”。在道理上来讲，这个青年是好心，但是好心要学识来培植它，使他知道要“竭其力”而不要做过分的事。中国古人有两句话综合起来的一副对联说：“百善孝为先，原心不原迹，原迹贫家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少完人。”其“原心不原迹”就只看他的心孝不孝。比如一个人很穷，想买一罐奶粉给父母吃，但实在没有钱，买不起，因此心里很痛苦，只有希望慢慢积蓄点钱再去买。只要有这个心，只要他这份情感是真的，我们就不能说他不孝。“原迹贫家无孝子”，如果一定要在事实上有表现，那穷人家里就没得孝子了。这个道理非常清楚，我们用这个道理来解释，就是说明“事父母能竭其力”是尽自己的心力做到了就是孝。
“事君能致其身”这个“君”字，成为过去打倒孔家店的口实。他们认为这是专制思想，是捧帝王、捧独裁的古老教条。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先要了解中国文化的“君”字是什么意思。从文字的字形上看，“君”字古写，头上“尹”字，“尹”字的古写是“丮”。我们的文字，是由图案演变而来的，手里拿一根拐杖，下面一个口，代表一个人，这个人年龄大了，学问道德很高，拿根拐杖，也等于指挥杖，所以凡是拿拐杖的，指挥杖的，都是君。后来才转借变成皇帝的专用，其实中国文化中的“君”也不是皇帝的专用词，比如我们过去写封信给平辈，不好称他先生，也不好意思称他老弟；乃至一位老师写给学生，这位老师谦虚一点就称学生“某某君”，如果说君是代表皇帝，就是“某某皇帝”了，通吗？没有这回事。日本人学我们中国文化，写信通常都是以君为尊称词。
这句“事君能致其身”的意思是：不论朋友或同事，他跟你感情好，他了解你、认识你，认为非你帮忙不可，而你答应了，那他就是君，你既已答应帮忙朋友完成一件事，要抬轿子就规规矩矩一定尽心，答应了就言而有信。“能致其身”，竭尽自己身、心的力量。就好比结婚一样，要做到从一而终。否则当初不要答应，既然答应了，讲作人的道理，就要有信。至于替人家做事的道理就是忠，也就是尽自己的力。不可以表面上愿意帮忙，做出部下很恭敬的样子，背地里却一切不同意，反而捣乱扯腿。即使在外面做主管，也常会碰到这些事。这就是作人的“臣道”不够，简单说就是不诚恳。
所以“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白话解释就是看到好的人能肃然起敬，在家能竭心尽力地爱家庭，爱父母。在社会上做事，对人、对国家，放弃自我的私心，所谓许身为国。还有“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这句话再三提到，在感情上说，每个人都认为做到了对朋友言而有信。据我自己的反省，虽然很想彻底做到，事实上却很困难。有时候对朋友答应了的事做不到，心里非常难过，为了自己道德的要求，想尽办法去做，所以仔细研究起来，“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这句话，实在很不容易。所以子夏说，能够做到这样，“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尽管这个人没有读过一天书，我一定说这人真有学问，这不是说明“学而时习之”并不是说一定读死书吗？
因此，我们不要跟着宋儒一段一段地去解释，整篇连贯读下来，自己就搞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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