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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县竹简《论语》与《论语》的成书问题

梁 涛

关于《论语》的成书,历史上存在不同的认识和看法。汉唐学者一般均认为《论语》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编纂的时间当在孔子去世后不久,其中讲得较具体的,是《汉书·艺文志》中刘歆的说法: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此外,象何晏《论语集解》引“汉中垒校尉刘向言: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王充《论衡·正论》:“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敕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赵歧《孟子题辞》:“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都肯定《论语》是由孔子弟子编纂。汉代学者中还有一种的说法,认为《论语》是由某位或几位弟子所编纂。如《经典释文》引郑玄说:“仲弓、子夏等所撰定。”同书《论语音义》又称:“郑玄云:仲弓、子游、子夏等撰。”《论语崇爵谶》:“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事素王。”《文选·辩命论》注引《傅子》:“昔仲尼既殁,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这种看法与前面虽稍有不同,但在肯定《论语》是由孔门弟子编纂,即《论语》成书较早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古人叙事简略,以上只谈到《论语》的编纂,而没有说明完成的具体时间。唐代柳宗元注意到,《论语》中有曾子临死前与门弟子的对话(见《泰伯》),“曾子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也。”认为《论语》的成书可能要晚至孔子的再传弟子。但又说“或谓: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柳河东集·论语辨》)实际仍然承认汉人的说法,只是对其作了补充和说明而已。

清代学者崔述则对《论语》的成书提出不同看法,他注意到今本《论语》前后十篇在文体和称谓上存在差异,前十篇记孔子答定公、哀公之问,皆变文称“孔子对曰”,以表示尊君。答大夫之问则称“子曰”,表示有别于君,“以辨上下而定民志。”而后十篇中的《先进》、《颜渊》等篇,答大夫之问也皆作“孔子对曰”,故怀疑“前十篇皆有子、曾子门人所记,去圣未远,礼制方明;后十篇则后人所续记,其时卿位益尊,卿权益重,盖有习于当世所称而未尝详考其体例者,故不能无异同也”。又如,前十篇中孔子一般称“子”不称“孔子”,门人问学也不作“问于孔子”。而后十篇中的《季氏》、《微子》多称孔子,《阳货》篇子张问仁,《尧曰》篇子张问政,皆称“问于孔子”,与《论语》其他篇不同,“其非孔氏遗书明甚,盖皆后人采之他书者。”(《崔东壁遗书·论语余说》)受崔述的影响,以后学者继续从《论语》前后十篇用语、称谓的差异对其成书作出判断,有学者甚至认为《论语》最初只有单独的篇,其编定成书,要在汉代以后。[i]

从现有材料来看,以上看法当以前者更接近事实。先秦典籍中明确提到《论语》一词的是《礼记·坊记》:“《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思作《中庸》。”《隋书·经籍志》引沈约说:“《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子思子》一书,唐时仍存,宋以后方才失佚,故沈约所说当有根据。但在“疑古”之风的影响下,学者往往将《坊记》、《缁衣》、《中庸》等篇看作是秦汉时作品,这条材料的可靠性受到了怀疑。然而近年公布的郭店及上海博物馆竹简中均有《缁衣》一篇,内容与今本基本相同。据发掘报告,郭店一号楚墓的年代公元前四世纪中期至三世纪初,上博简的年代可能与此相差不远,证明《缁衣》确实是先秦古籍。另外,郭店竹简中与《缁衣》同时出土的还有属于子思学派的《五行》篇,记载子思言论的《鲁穆公问子思》篇,说明《缁衣》与失传的《子思子》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沈约说《缁衣》、《坊记》等篇取自《子思子》应是可靠的。既然子思在其作品中已提到《论语》,那么至少在子思生活的时代《论语》已经成书。据学者考证,子思的生卒约为公元前483~前402年,则《论语》的成书的下限当在公元前402年以前。[ii]

至于今本《论语》存在称谓和用语的差异,这说明《论语》的编定经历了一个过程,不是短时期完成的,编纂者也可能不只一两个人,而是有多数弟子参与,但这一过程是否如有些学者所说,可以下延至汉代呢?从新出土的材料看,《论语》中孔子称谓的差异,有些可能是在传抄中形成的,并不能作为《论语》成书较晚的证据。1973年,河北定县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中出土《论语》、《文子》、《太公》等竹简,其中属于《论语》的汉简有620枚,录成释文的共7576字,约为今本的二分之一。由于中山怀王刘修死于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故竹简的抄写当在此时之前。用简本与今本作一个比较,可以发现二者在孔子称谓上常常互有差别。今本《论语》后十篇中称“孔子”的地方,竹简本有的称“子”。如《阳货》篇“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尧曰》篇“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在今本《论语》中,门人问于孔子一般称“子”,不称“孔子”,故崔述怀疑上面两章可能是后人的添加,但在简本中以上两章均称“子”:“[子]张问仁于子。子曰:‘耐五者于天下为仁者。”“子张问于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正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可以从正矣。’”说明上面两章在今本中之所以显得特殊,乃是抄写的缘故,与时代的早晚并没有直接关系。还有,《子路》篇“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今本《论语》记孔子答国君问一般称“孔子”,不称“子”,但简本此章却称“子”:“……公问:‘一言而兴国,有诸?’子曰:‘[言不]可以……”说明孔子的称谓并不那么绝对,在抄写中常常会出现变化。另外,今本《论语》称“子”的地方,竹简有的称“孔子”,如《先进》篇“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先进》篇“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简本均作“孔子曰”。还有,《微子》篇“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简本作“子抚然曰”。这些都说明,《论语》中关于称谓的规定并不严格,即使有一定的规定,在抄写中也会常常发生变化,以此来判断《论语》的成书,根据并不充分。所以根据现有的材料,《论语》的编定应该较早,在孔子去世后一百年之内已基本成书,编纂者主要是其弟子和再传弟子。

《论语》成书较早的事实,向我们透露出以下重要信息。1,《论语》的编纂与孔门后学的分化密切相关。2,《论语》一书是由孔门弟子共同编纂,反映了孔门弟子的集体意见。我们知道,孔子去世后,儒学内部发生分化,形成不同的派。《论语》既然成书较早,自然与儒学内部的这一变动密切相关,是在其背景下完成的。说到孔门后学的分化,人们往往想到《韩非子·显学》的说法:“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各派“取舍相反不同”,但都自认为是真孔子。但韩非子所说的“八派”时间跨度较大,其中的孟氏(孟子)、孙氏(荀子)已到了战国中后期甚至晚期,显然不是孔子去世一段时间内儒学内部分化的情况,所以有学者认为是孔子以后儒学内部先后出现的“八大强家”,[iii]但更有可能,是韩非对儒学内部分化的一种模糊印象。从现有的史料看,孔门后学的分派应是从有子、曾子开始的。据《孟子·滕文公上》:

昔孔子没,……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子夏等人以为“有若似圣人(孔子)”,表明在他们看来,有子思想接近孔子,[iv]是孔子的接班人,他们欲尊奉有子,以有子为孔门正统。值得注意的是,子夏等人在拥立有子时曾“强曾子”,这大概是因为当时曾子在孔门中已颇有影响,并对有子的正统地位不予承认,所以才有子夏等人强迫的一幕。从上述材料看,曾子并不为所动,他的一段表白在赞扬孔子人格高大不可企及的同时,也暗讽了有子等人不自量力。由此可见,当时孔门内部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有若立派不久,可能因为学识不高,难以服众,孔门后学又发生分化。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有若弟子向其请教:

“昔夫子当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诗不云乎?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毕乎?’他日,月宿毕,竟不雨。商瞿年长无子,其母为取室。孔子使之齐,瞿母请之。孔子曰:‘无忧,瞿年四十后当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问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无以应。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有子无法回答弟子提出的问题,因而遭到弟子的责难,其中“此非子之座也”一语表示对有子“宗师”地位的否定。这样,曾经支持有子的子夏等人可能也纷纷立派,孔门后学再一次分化。据《韩非子·显学》,“八派”中时间较早的有子张氏之儒、颜氏之儒、漆雕氏之儒。《荀子·非十二子》批评的“贱儒”有子夏氏、子张氏、子游氏,也当都曾立过派。荀子还提到子弓,常常将仲尼、子弓并举,看作是儒学的正统。如“圣人之不得势者,仲尼、子弓是也。”(《荀子·非十二子》)“仲尼长,子弓短。”(《非相》)说明子弓也曾立派。这位子弓一般认为是仲弓,也有认为是孔子传《易》的馯臂子弘。从这些记载来看,孔门弟子中立派较早的有有子、曾子、子夏、子游、子张、颜氏、漆雕氏、子弓等人,儒学内部的分化就是由他们开始的。





既然《论语》形成于孔门后学分化的背景之下,那么它是集体编纂,还是出于个人之手呢?有学者可能会以为,孔子去世后,儒家内部即已分化,并互有攻讦,怎么可能坐在一起“相与辑而论撰”,所以《论语》只可能是出于个别弟子之手。这是以今人眼光看问题,因而并不符合实际。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论语》显然是孔门弟子的集体编纂。首先,根据刘歆、王充等人的记载,《论语》的成书实际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最初只是弟子对孔子言行的各种记录,如孔子答“子张问行”,“子张书诸绅”(《卫灵公》)等,这些记录往往出自不同弟子之手,分散在个人手中。孔子去世后,孔门弟子广泛收集了这些记录,在此基础上“辑而论纂”,编成《论语》一书。所以就《论语》的内容来说,它乃是孔门弟子共同记录、编纂的结果,而不可能是出于一两个人之手。《论语》中除了以“子曰”形式出现的内容外,还常有与弟子的问答,共涉及弟子有名姓者三十人,这些内容往往就是由这些弟子或其再传弟子记录而成。如“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子罕》)“宪问‘耻’。子曰:‘邦有道,榖;邦无道,榖,耻也。’”(《宪问》)“牢”是人名,姓琴,字子开;“宪”是原宪,字子思。他们二人不称姓氏只称名,这种记述方式和《论语》的一般体例不符,故有人推断这两章便是他二人自己的笔墨,编纂《论语》时“直取其所记而载之耳”。[v]再如“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孔子适卫,冉有驾车陪伴,这里的“子曰”显然最初是由冉有所传,后来被写成文字。《论语》还有一些“子曰”,往往形成于特殊的背景之下。如“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斯滥矣。’”(《卫灵公》)据《史记·孔子世家》,当时的“从者”有子贡、子路、颜回等人,故本章内容最早当由他们所记。从《论语》涉及众多弟子的内容来看,它显然是集体的编纂,如果没有弟子的广泛参与,《论语》的成书是难以想象的。

而且,《论语》的编纂是当时孔门的一件大事,它不仅是对孔子思想的一种继承和传播,也关系到个人在孔门中的地位,有哪位弟子愿意置身于此事之外呢?从当时的情况看,可能孔子去世不久,《论语》的编纂便被提了出来。“以常情而论,孔子殁,‘微言’绝,而且弟子中已有不同学派,七十子在聚会治夫子之丧时,能不考虑今后大家离去,‘微言’分散,不利以传夫子之道吗?所以说这时倡议纂辑《论语》,时机最为成熟,汇集资料最为方便。”[vi]所以《论语》的编纂实际是由孔门弟子集体发起,集体参与的,这种广泛的基础使其具有一种权威的地位,为儒家各派所尊奉。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孟子》引《论语》”条指出:“《孟子》书引孔子之言凡二十有九,其载于《论语》者有八。”此外,《孟子》中所记载孔门言行及所述“仲尼之意”,在今本《论语》中可以得到印证的还有十条。[vii]而荀子对《论语》的内容也多有阐述、发挥。[viii]孟子、荀子分别属于儒家“八派”中的“孟氏之儒”和“孙氏之儒”,但二人都承认《论语》的地位。如果《论语》不是由孔门弟子集体编纂,而是出于某一派之手,它又如何能得到这种普遍的认可呢?正是基于这一点,汉代学者称“门人相与辑而论纂”、“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应该说是符合事实的。

还有,孔子死后,儒家学派内部确实发生分化,但这种分化更多的是基于思想的分歧,而不是出于派性,并非水火不容、无法调和。《论语》中常有孔门弟子互相攻讦的言论:“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子张》)“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同上)孔门以仁为最高理想,“未仁”应该是较严厉的批评,但这并不妨碍子游继续以子张为“吾友”也。子游、子张都是孔门中曾经立派的人物,但他们仍能以朋友相处,为什么不可以对导师的言行“相与辑而论撰”呢?其实,可能正是孔门后学的分化和分歧,才使“共纪孔子之言行”变得紧迫和必要。《论语》中有弟子互相辩驳、争论的内容: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同上)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同上) 

子游与子夏、子夏与子张对本末、交友等问题的理解互不相同,而指责对方“异乎吾所闻”的情况,正反映了《论语》是在“取舍各不同”,而皆认为真孔子的背景下形成的。孔子的思想本来就博大、丰富,包含着向不同方面发展的可能,加之其“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自然会使弟子的认识产生分歧。随着孔子去世,这种分歧不断加剧,并演变为彼此间的争论。“弟子恐离居已后,各生异见,而圣言永灭。”(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论语序》)于是通过“相与辑而论撰”,编纂一部各派都认可的著作,以结集的形式确立孔子的基本思想。这样的著作显然只能是由集体编纂,而不可能是出于一两个人之手。

当然,说《论语》是集体编纂,并不否认个别弟子所起的作用。《论语》的编纂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涉及到对孔子言行收集整理、回忆记录,以及对众多材料——据王充说有“数十百篇”——的辨别、选择等一系列工作,进行这样一项活动自然要有统一的组织领导者,要设立几位总编式的人物,这些组织领导者的地位和作用显然要大于其他弟子,他们是《论语》的实际编纂者;而能成为组织领导者的,自然是孔门弟子中已经立派或影响较大的人物。自宋代以来已有学者提出,《论语》一书实成于有子、曾子门人之手,朱熹《论语集注序说》引“程子曰:《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门人之手,故此书独二子以子称”。这一说法虽不完全准确,但也道出一部分事实。前面说过,有子是孔门弟子中较早立派者,曾被子夏、子张等人推为孔子的接班人,在儒家内部一度具有重要地位,由于《论语》的编纂开始较早,那么很有可能,有子就是其最早的主持者。至于曾子,也是孔门中颇有影响人物,由于他在孔门弟子中年龄较轻,去世较晚,曾在编纂的后期起过重要作用,《论语》一书可能就是完成于其弟子之手。《论语》中孔门弟子一般称名或字,而他二人称子,[ix]可作为其特殊身份的证明。今本《论语·学而》开篇第一章载孔子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第二章载有子言:“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第四章载曾子言:“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二人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不过,二程将《论语》的编纂完全归于有子、曾子之门人,也失之片面。有子虽一度被立为孔门传人,但时间较短,而《论语》的编纂则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其间发挥作用的显然不只有子、曾子二人,其他立派者如子游、子夏、仲弓等可能也参与其中,并发挥过作用。从这一点看,汉代学者认为《论语》成于仲弓、子游、子夏等人的说法,也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只是他们只注意到少数组织者,而忽略了多数参与者,在认识上存在偏差而已。

根据以上所论,《论语》的成书乃是孔门内部有统一组织、有专门领导、弟子广泛参与、时间跨度较长(从孔子去世到其再传弟子)的集体编纂活动。这一活动决定了《论语》的特殊性质和地位。首先,《论语》虽然成书于儒学分化的背景之下,但由于是集体编纂,当时的各派都参与其中,故其所反映的乃是众多弟子(包括再传弟子)眼中的孔子,而不是某一人或几人所理解的孔子。这种理解代表了孔门弟子的共同看法,反映了早期儒学的基本价值观。其次,《论语》是由孔门弟子集体编纂,得到孔门后学各派的认可,在孔门内部具有权威的地位。历史上虽然以后不断有人继续编纂孔子的言论,如子思的《缁衣》、《表记》、《坊记》以及河北定县竹简《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义》等等,但影响和地位均不能与《论语》相比,甚至受到当时人们的质疑。[x]这虽然一定程度上与编纂时间的早晚有关,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因为没有经过“相与辑而论撰”的过程,因而难以得到人们的普遍赞同和认可吧。

[i] John Makeham:The Formation of lunyu as a book,《华裔学志》44卷(1996年)第1~24页;胡志奎:《论语辩正》,台北经联出版实业公司1975年版。朱维铮《〈论语〉结集脞说》,《孔子研究》1986年创刊号。

[ii] 关于《论语》的成书,可参阅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第333~369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及张伯伟《环绕今本〈论语〉的诸问题——兼与朱维铮先生商榷》,《孔子研究》1987年3期;王铁《试论〈论语〉的结集与版本变迁诸问题》,《孔子研究》1989年3期。

[iii] 吴龙辉:《“儒分为八”别解》,《文献》1994年3期。 

[iv]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认为有若是因相貌与孔子相似而得到尊奉,荒诞不可信,似应有误。 

[v] 日本学者安井息轩《论语集说》,转引自吴延环《论语研究》第4页,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1年版。 

[vi] 黄立振:《〈论语〉的源流及其注释版本初探》,《孔子研究》1987年2期。 

[vii] 张伯伟:《环绕今本〈论语〉的诸问题——兼与朱维铮先生商榷》,《孔子研究》1987年3期。 

[viii] 参见杨树达《论语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ix] 今本《论语》载有子言论四处,三处称子(有子),一处称名(有若)。但称名者为与鲁哀公问答,故此章为特例,并不与前者矛盾。另外,冉有、闵子骞也偶一称子,说明他们也是当时较有影响的人物。 

[x] 《孔丛子·公仪》:“穆公问子思曰:‘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或者以谓子之辞。’子思曰:‘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正其辞,然犹不失其意焉。其君之所疑者何?’”可见,子思常常祖述孔子的言论,但遭到当时人们的怀疑。武内义雄曾对《表记》与《论语》中有关仁的言论进行比较,认为前者对后者有发展;而魏启鹏则指出《坊记》礼、刑并重,不同于孔子重礼轻刑。参见武内义雄《子思子考》,载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中册,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年版;魏启鹏《〈德行〉校释》,巴蜀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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