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求暗暗嘘了一口气，数年不见，夫子竟还是如此之“迂”。夫子如此拘泥古礼，归鲁何以立身？夫子到处碰壁，讨人嫌弃，与事无补，与己无益，为什么就不知回头，不知总结教训呢？古礼、祖制，难道这一切都是不可更改的吗？周礼是什么？周礼是周公所制定，难道周公是完美无缺的吗？周公的时代已经过了近六百年，难道周公是未卜先知的神灵吗？依冉求的看法，权柄才是最重要的，有了权柄便有了一切，失去了权柄便失去了一切。
要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就要首先依靠手掌权柄的人，然后自己获得权柄，只有这样，才能谈得上施展抱负，实现理想。夫子是无所不知的圣哲，但为什么碰得血流满面也不知道回头呢？明明是死胡同，却硬要往里钻，既然绕道亦可以达到目的地，为什么偏不绕道而行呢？
孔子是何等聪明的人啊，如此长期沉默，自然早已看透了冉求的心思，说道：“冉求啊，孔门弟子中，你是最多才多艺者，然千里马之可贵，不在其力，而在其德也！”
这一句话极大地伤害了冉求的自尊心，但他只是一震，并不反驳。他与子路不同，不管夫子怎样说，总是表示沉默。夫子说得对的，他就遵照去办，说得不对的，也是洗耳恭听，心中有数也就是了，不像子路那样经常与夫子争执、顶撞，自讨没趣。
记得八年前自陈归鲁前，自己曾向夫子提出说：“弟子非不爱夫子之道，乃力不足也。”夫子曾严肃地批评说：“力不足者，半途而废也。而今汝先划定一圈，困住自己不想逾越，这难道是力不足吗？”这算是多嘴多舌的一次，讨了个没趣，从此，他永远记住这个教训。既然夫子执意先拜谢国君，只好赶忙驾车，共赴鲁宫。
鲁哀公是比他父亲更昏庸的无能之辈，既然同意季氏以厚礼将孔子请回来，就应该委以重任，充分发挥他的作用；既然深知孔子博学多才，满腹韬略，就应该向孔子问政，请教治国的道理，然而，他却什么也没有想，什么也没有打算。因而，当孔子先来拜谢他时，他只感到心里很高兴，大有受宠若惊的样子。按当时的惯例，国君见了贤人是要问政的，但哀公既然毫无准备，心中没有什么题目，只好礼仪性的随口问道：“请问夫子，何为则民服？”
孔子回答说：“启奏国君，选用正直之人，置于邪曲者之上，则民服；选用邪曲之人，置于正直者之上，则民不服。”
“那么，何为正直之人呢？”哀公颇感兴趣地跟问，脸上堆满了笑容。
孔子解释说：“见利而思义，见危而献身，安贫而乐道，不食诺言者，是为正直之人。”
“说得好，说得好啊！”哀公连连点头说：“不过，如此正直之人，何处去寻啊！……”
因哀公胸中无政事可询，二人竟无话可谈，孔子只好起身告辞了。哀公说：“请夫子今后常进宫指教？寡人仍封夫子为大夫。”
从此以后，大概恢复了孔子“俸粟六万”的物质待遇。
出了鲁宫，冉求又驾车来到了冢宰府，季康子早立在府门前恭候，见冉求扶孔子走下车来，忙步下台阶施礼说：“夫子远道归来，肥未能造府探望讨教，竟劳夫子大驾，实在是罪该万死！”
当政的季康子这次“以币（币同帛，古人相互赠送礼物的总称）迎孔子”，尊为国老，既为了适应当时各国诸侯竞相“礼贤”、“养贤”的风尚，更为了借用孔子的文韬武略，满腹经纶，借用孔门弟子的文武干才来进一步控制鲁国的政权，使鲁国复兴，不再受强国的凌辱，因而他决定对孔子采取恭亲怀柔的政策，所以对孔子异常恭敬和亲热，举止言谈均彬彬有礼。这对“吾非匏瓜，焉能系而不食”，一心要作一番事业的孔子来说，自然很有吸引力。孔子忙还礼说：“丘已老朽，无德无能，何劳冢宰如此敬重！”
季康子笑得两眼眯成了一条线，说：“夫子乃三朝元老，国之重宝，肥理当敬若尊长！”
孔子解释说：“冢宰以重礼迎丘归国，使丘结束了十四年之久的流浪生活，得以落叶归根，恩重如山，丘当献有生之余力以报知遇之恩。然丘不敢越礼，故先拜谢国君，后谢冢宰，还望冢宰恕罪！”
“夫子何出此言，为人臣者，理当如此！”季康子与孔子携手并肩，边走边说。
他们步入那间空旷的议事厅，这里的一切，孔子是熟悉的，目睹眼前的景物，心中难免要翻腾起许多不愉快的往事，但孔子却压抑着它，平息着它，尽量不让它翻起波浪。
季康子与鲁哀公不同，他有许多事要请教孔子，只是孔子风尘仆仆地刚刚归来，又偌大的年纪，不便把所有的问题一古脑端出来，便先捡一两件重要的问题请教。他问孔子说：
“请问孔老夫子，如何才能治理好政事呢？”
孔子回答说：“政者，正也。冢宰率先行正路，百姓谁敢肆行偏邪呢？”
正说着，冉求来报告，说昨夜盗珠宝的人查到了，是府中的一名军卒。季康子听了冉求的回报，连想也不想一下，便不耐烦地做了一个砍头的手势。
这伙手掌权柄的人，杀死一个人真比踩死一只蚂蚁都随便。难怪冉求在相府八年，也将权柄看得如此重要，权便是一切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