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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心传(2)

  礼在治国方面的重要作用,除了它是教化百姓最重要的方式之外,礼也是提升从政者素质的必要保障,是实现以德治国的基础。孔子在《礼记·礼运》中说:

  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

  《礼记·礼运》篇先提出“大同”、“小康”的理想社会,然后集中论述“礼”在治国平天下方面的积极作用。而礼的具体内涵,就体现在“七情”、“十义”之中。“礼之用,和为贵”,准确地说,和就是“十义”,而要达成“十义”,有两个要点需要注意:

  其一,礼是五伦关系中,主体双方都应该努力做到的,具称“十义”。我们不能仅仅要求臣忠、子孝、弟弟、妇听、幼顺。相反,更重要的是君仁、父慈、兄良、夫义、长惠。只有居上者言行以礼,上行而下效,才能真正在全社会推行礼治。这正是孔子尤其强调,而后世王权为统治需要故意扭曲的部分。《八佾第三》篇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直指礼治推行不力的三条病根。《子路第十三》篇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宪问第十四》篇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可见“十义”才是礼制之本,而顺利实施“十义”的关键首先是在于君仁、父慈、兄良、夫义、长惠,是自上而下式的教化,而不是自下而上式的愚从。“三纲五常”式的强盗哲学只是“儒家贼”们的故意扭曲和误解。今天我们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智慧,又岂可一错再错!

  其二,礼并不碍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乃人之常情、常性,人皆有之。“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所以古来圣贤都强调“随欲而治”,礼治的推行也是如此,他不回避人们的正常需要,更不会扭曲人的正常性情。《礼记》强调的是使天下人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由自己的爱恶出发,能关心到身边人和其他人的爱恶,做到发乎情而止乎礼义。所以“礼”并非后世假惺惺的客套,不是虚伪的做派,而是彻情彻性的外在行为体现。《先进第十一》全篇论述的,也就是七情和十义配合而致礼的内容。

  孔子最后说:人心难测,不见其色,要使天下一家,以中国为一人,除了大家各自知礼行义以治心,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呢?喊喊口号,呼吁大家要有“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是没有用的,只有人们能克己私欲,提高修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后才可能做出复礼之德行。

  孔子提出的“为政以德”、“礼让为国”、“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观点,一再表明礼在为政、修德、里仁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为学中更直接指出“本立而道生”,那个本就是礼,是孝、弟、忠、信、敬、义等基本的品行。这一环如果出了问题,儒学的实证就会有问题,儒学的发扬、显用,都会出现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曾子的确是贯通了孔子之学,又深切了解当时礼乐崩坏的现状,才如此强调礼、孝的。从前面《论语》各篇阐述内容的图表一,我们可以发现“礼”几乎贯穿始终,除了《八佾第三》、《先进第十一》全篇谈礼之外,还是“为政以德”、“克己复礼”、以礼修身修德等内容阐述时的最核心的部分。由此也可知《论语》的主导编辑以曾子的可能性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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