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的管理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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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的管理智慧

一、反拉二胡

略

二、为什么是《论语》

中国人的特点是什么？这可是个大课题。不过有个小例子可使我们窥其一斑：即便是山村一个字不认识的老太太，在行为方式上也在遵循中国自己的道德标准。比如她会说：“我要做了这样的事情，死后让人家怎么说我？”这是什么思想？这叫“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她还可能说：“这孩子是个孝子，靠得住！”这个判断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是“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这些话都是《论语》中的章句。为什么不认识字、没学过《论语》的人也是《论语》的思维方式呢？因为《论语》所推崇的观念其实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说是生而有之不为过了。

《论语》对中国人的文化特征的形成起到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但《论语》还不仅仅如此简单。我们知道，《论语》是中国哲学的颠峰之作，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誉，其中的管理哲学和方法才是其精髓。并且这种管理哲学是基于对人的研究和影响的，也就是说，《论语》所显示的管理哲学正是适合《论语》所塑造的人群的。一个深受《论语》思想影响的民族，必然适应《论语》所推行的管理哲学。

然而，历来《论语》中的管理学都是被用来治天下了，并没有被企业界所广泛研究和利用。或许这和中国古代企业不够发达有直接的关系，而在中国企业高速发展的今天，为什么我们还要一味从国外寻求管理方法，而放弃可能是最适合自己的管理哲学呢？诚然，《论语》中的管理学确实是反映了孔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本意和努力，似乎没有提到在企业中的应用。然而哲学之所以是哲学，就在于其对于普遍事物的广泛适应性和启发性。就像《论语》还可以被运用到其他更多方面一样，研究《论语》在企业管理方面的运用，是一条寻找中国企业管理方法的理想门径。

更重要的是，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思维确实存在极大的差别。也举一例，比如说，尽管现在外出谋生、异地工作已经成为很普遍的事情，但是“背井离乡”听起来依然比较悲惨凄凉，尤其春节、中秋这些该团圆的时候团圆不了，那“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感觉还是难以排解。在这些方面中国人似乎不如西方人那么豁达想得开，其实这正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以农耕文化为基点，地理依赖和宗法意识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基本心理状态。于是家长制、独裁集权制的管理模式就有了形成的土壤并且被世代接受，这种管理模式的特点是以人治为核心，强调集体主义，讲究绝对服从，遵守伦理道德，注重教化作用。

当代中国企业是在相对民主的环境下成长的，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但无论如何，从本质上讲，企业都必然是专制的组织。这种专制不是人为的，也未必是中国企业所独有，而是由资本的性质所决定。谁拥有这个企业的资本，谁就有难以比拟和替代的发言权。在资本合作的企业里，发言权的大小决定于资本的大小。所以，企业说到底是资本专制的组织，这一点，并不存在私营、国营或股份制企业的区别，也和中国外国、东方西方没有关系。企业的这一属性和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理相结合，就使得中国企业必然谋求更加贴近这些特点的管理哲学和管理方式，并且对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管理模式具有天然的文化性排斥。所以对待西方、日本还有韩国等的企业管理模式的态度，必然是以包容的心态来吸收改造，而被中国企业管理模式所同化。

然而，由于历史文化因素，中国在传统上企业发展并没有形成社会的主流，而是作为一个孱弱的分支在惨淡经营，更没有形成成熟的企业管理专门理论。这当然和中国的哲学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中国哲学起源于生命哲学，将宇宙的生命、人的生命作为完整的、根本性的研究，从而在哲学体系上具有难以分割的整体性。像我们熟知的《老子》，历来被看作中国哲学的原始，但我们很难说清楚这部书到底是在研究哪个门类，并且之后的哲学研究也都具有这样的“含糊”特点。这也使得我们可以从这些哲学典籍中找到我们所需要的任何领域的理论根据。我们要读的《论语》，其实已经脱离了《老子》这样的“纯哲学”的范畴，而成为中国哲学中的一个分支。大略地说，《论语》是一部政治管理哲学著作。不过，《论语》的政治管理核心理念是以德治为内涵的人治思想，并且对于在位者、从政者和立志从政者都从个人修为上提出具体的要求，所以从表面上看，《论语》更多的内容像是为人处世的道理和规范。而正是这些治国的道理、从政的原则和为人的规范为现代企业管理带来极大参考价值，这正是本书要讨论的话题。

三、《论语》说些什么

（一）大旨谈人

《论语》末章《尧曰》，明确提出治国的方法、途径和心态。方法基本是采用带有法家思想的制度来约束人，途径则是纯粹仁儒思想的爱护人，而所谓“宽、信、敏、公”则是对执政者心态上的要求。三个方面无不是关乎一个“人”字；至于从政的原则，即所谓“尊五美，屏四恶”，也都是就人的好的品质和坏的行为而言；最后一章讲个人修为的目标时，很明确地说是“知命”、“知礼”和“知言”，更是直接是解决得人的事了。而最后一句“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更加直接地回归到“知人”的本源上来。

为何“知人”是本源问题？我们可以回到《论语》开篇的《学而》第一章来。“学而时习之”，是讲自身所学能够运用于社会的发展，是最高形式的利用；“有朋自远方来”，是自身所学能够得到世人的认可并使其受到教化影响；最不理想的是“人不知”，世人不理解，那么也可退而修为自身。很明显是“利世、利人和利己”的三个层次，也确实如朱子之所言的“入道之门”，看《论语》全文，其实无外乎一个“人”字。个人修为是人的问题，有所功用则为了影响世人，而济世又何尝不的为了人呢？并且，所有这一切的实现，都是建立在个人修为的基础上，以一个修为高尚的人或者这样的群体来影响整个社会。

这其实已经揭示出孔子所倡导的管理原则，即以高尚品德的人群来带领和影响普通的人群，以实现全人类的素养提升，从而达到整个社会以最和谐的方式来发展。现代企业管理里有个寓言，说“企”字乃是无“人”则“止”的寓意，同样高度重视人的主体作用，这和孔子的思想的吻合确实让人感到惊喜。

套用曹雪芹《红楼梦》为“大旨谈情”的说法，我们可以说《论语》为“大旨谈人”。

（二）管理的逻辑

《论语》中的管理逻辑有四个重要特征。

一是对“人”的强调，所谓“大旨谈人”，则处处离不开人的因素。实际上企业里所有的事情都需要人来具体操作，企业里的所有问题，说到根本上还是人的问题。观孔子一生，关注的是人的修为、影响的是人的思想、督促的是人的行为。孔子的教学不是起始于晚年，而几乎是毕其一生的。他的教学思路是用自己的思想结合当时的政治实际培养一批政治管理人才，并且他从来不传授从政的具体技能，而是注重个人修为，把个人修为作为从政的基础；

第二个特征是管理者的表率作用，首先并且主要是修养上的表率，强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他认为一个品质高尚的管理者本身就具有典范和威慑作用，而品质低下，即便有再大的能力也是无益的。比如强调下属忠诚的同时，他更要求上级的“宽容、诚信和公正”。要求下属勤勉工作，首先自己要做到“敏于事”；

第三个特点，讲究管理的细节，注重基层管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主张家庭这个最基本的社会组织的和睦和秩序，讲究“孝悌”，认为“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并且，社会的和谐很大程度上是由基层组织的和睦和秩序构成的。由此引申，一个企业里，只有各个基层部门的工作做好，企业才可以稳定发展。实际上，企业的发展是由各个部门的工作成绩共同促成的；

第四个特征是部门明确、各司其职，管理的程序和秩序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的“正名”，其实就是各个部门明确自己的职责，做好自己的事情，协作而互不干预。领导者要“不出位”，只做好管理工作，而不去干预部门的具体工作；而各个职能部门要“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同样不对其他部门的工作横加干涉。

这四个特征，构成了《论语》管理思想的核心，即“以人为本”。

（三）法治还是人治

《论语》推行的理想政治模式是“德政”，所谓“德”，必然是指人之“德”，是个人修为的极高标准。这符合《论语》的管理逻辑，管理者本身必须是个“德者”，然后用个人的“德行”来感召和引导下属乃至组织全体人员。也不仅仅是简单的表率，还包括明确的、主动的、制度化的“德育”，强调每个人的个人修为。在管理方法上，更多采取的是富有人情化的举措。比如纠正错误，不单纯是批评教育，而是“举直错诸枉”，把好的榜样树立起来，任用德行高尚的人，以取得更多人的信任，并形成良好的团队风气和巨大的威慑力。与其表面化地说是“人治”，不如说是以“人治”为途径、以“德政”为标准的“德治”。

那么，《论语》倡导的“德治”是不是和法治想冲突呢？历来攻击孔子思想的人都把孔子说成只知道“人治”而完全排斥“法治”的人，其实这是个很低级的错误。要知道，孔子所推崇的“礼”，其实质就是一套他认为符合社会发展的制度，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礼制”。这个“礼”有外在的礼仪形式，但更重要的是内在的对社会秩序、管理秩序的尊重和遵守。并且，在孔子短暂的从政实践中可以看出来，孔子是个法治的大力推行者。“毁三都”是为了维护管理体制的军事行为，具有明显的法治特征；“诛杀少正卯”尽管非议很多，但实际上也是法治思想的体现，哪怕在法理上真的是错误的，也不影响我们对孔子重视法治的理解。孔子明确地说：“以约失之者，鲜矣。”这个“约”尽管包括很多的内容，但无论如何理解都包含着对制度的尊重和敬畏，并且直接说明尊重法治、主动接受制度的约束对人的行为的指导意义。

比较全面地说，《论语》所倡导的管理模式是以“德政”为目标、以人治为表象、以法治为内涵的“德治”模式。

（四）如何执行制度

《论语》对于“礼”的推崇无以复加，以至于有人把尊崇礼制看作古板教条甚至迂腐守旧而对儒家学说多有诟病。的确，在《论语》中，“礼”占据重要地位。“礼”既是国家管理的整套制度或说法律，也是个人修养和行为的标准和规范。在孔子看来，国家和社会的种种乱相其根本原因就是“礼崩乐坏”，个人的种种不良行为和过失多是因为“违礼”。所以他开出的社会管理和个人修为的药方就是“克己复礼”，即克制自己一切负面的欲望，把身心归附到规范制度上。从制度精神上看，不仅不应该批判，而仍然具有强大说服力。自古至今，多少千古之恨和丑恶现象无不是因为贪欲和违背制度而导致。

“礼”如此神圣和重要，那么《论语》是不是就机械的、无条件地遵循“礼”呢？正好相反，《论语》对于制度规范的态度之灵活程度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有子明了地说：“礼之用，和为贵。”就是说制度的执行的关键和诀窍是在于能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折中调和。他说，“小大由之，有所不行”，就是说不研究事情的具体情况都按制度一刀切，那就有办不成的时候了；反过来又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一味地调和，不遵守制度，也一样行不通。而正确的做法是不偏不倚、实事求是，遵守制度而有所灵活。这个灵活不是人情世故，而是针对不同事情的特出情况所做出的权变之举。这番议论，明确而深刻地说明了制度的执行原则。实际上也就是带有人治色彩的法治，或者说法治推行过程中的人文关照。

对制度的灵活不是不尊重制度，而是真正理解制度内涵的开明态度。《论语》重视制度的外在形式，甚至有时候还有过分的强调，这和那个混乱的时代背景不无关系。尽管如此，《论语》注重的更是制度的内涵，重视的是法治的精神。孔子说：“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意思是，如果不能够推行制度的精神，那要制度的形式又有什么价值呢？很多企业的制度文本好几抽屉，但未必就是企业管理实现了制度化，而很可能仅仅是形式而已。

（五）战略是企业的根本问题

所谓战略，可以理解为企业未来发展的正确轨迹，包括目标、方针和途径。所谓正确，其实就是符合了企业和社会双重发展的规律。说白一点，就是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战略的选择就是这么简单。关于这个规律，孔子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表述方法。常见的比如说“道”，这和老子的说法一致。孔子形象地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说谁能够不从门里出去呢，可现在社会的发展怎么不遵循“道”呢！战略的重要就好像房间的门一样，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孔子认为君子的三畏之首是“畏天命”。在对待企业战略的问题上，很多企业实际上不够重视，有的把战略当作摆设，有的干脆朝令夕改，缺乏稳定性。更有的企业一开始就不重视战略问题，不知道企业到底走向何方、到底如何走下去。“不知天命无以为君子也”，这样的企业老板是不合格的。

那么战略的意义何在呢？孔子所说的“天命”，也带有“规律”的意思，说“五十而知天命”，人到了五十岁就知道了自己真正的社会使命了。这当然是反观的说法，如果从未然的角度看，企业的“天命”就是企业的战略目标选择。“知天命”的结果，可以到七十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企业达到自行运转并且不出错误的理想状态。也就是说，只要战略选择正确，并且一切按战略要求来做，企业就可以按着良好的轨迹自行发展，实现“无为而治”了。这是企业家多么梦寐以求的事情啊！

有子说“本立而道生”，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企业战略对企业管理和发展的作用。这里“本”就是作为企业发展之本的“企业战略”，而“道”则是企业发展的途径和方法。当战略确定的时候，企业发展和发展过程中的方法就可以确定了。也就是说，企业经营管理过程的一切方法都由战略来决定。有什么样的战略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方法总是为战略目标服务的。而如果战略缺失，企业将无所适从；战略错误，方法就不会有正确的了。

有子顺便说“君子务本”，说管理者的工作内容只是把战略等大问题处理好，并且专心于此。老板亲自抓，也可以看出《论语》对于战略的重视。

（六）人际关系的核心是相互的尊重

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这“爱人”其实是《论语》处理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具体一点就是“忠恕”。“忠恕”是什么？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想达到什么目的，就先让别人得到满足。这就像企业要想赢利，就必须舍得让员工和经销商赚钱一样。尽管比较功利，但至少在客观上是给了对方利益的。与此相对应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喜欢的，不要给别人；自己接受不了的，不要强加于人。比如制定企业规范，如果老板觉得自己都做不到，怎么可能要求员工做到呢？这种“由己及人”的思维方式的实质就是对对方的尊重。这一点，在处理企业关系方面非常必要和实用。

处理好上下级的关系一直是企业关系中的最重要的事情。《论语》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忠”和“礼”不是单方面的要求，这种尊重是相互的，甚至是互为条件的。也就是说你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就会怎么对待你。孔子明确反对“以德抱怨”，而主张“以直抱怨，以德报德”，也是这个道理。孔子甚至更加直接地说：“惠则足以使人。”对待下级、员工不能够无条件地使用，而要先惠而后使。这个观念在当代企业里尤其值得老板们思考。

在处理平级之间的关系上，也要把尊重常存于心。企业里各个岗位尽管是合作协同的关系，但也必然存在竞争。如果你替代别的部门做了他的工作，人家不一定感谢你，反而会觉得难堪，因为这样倒显得自己无能，连本职工作也做不来似的。所以做到“不出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有着处世的世故，但更多的却是尊重对方的表现。适当的帮助、提携而不去替代、争功，正是体现了同事、同级部门之间和谐的关系。对待朋友的错误要劝戒，但是“朋友数，斯疏矣”，也不要喋喋不休，反而把关系疏远了，这也是往往被忽视的因为绝对“真诚”而带来的副作用，可谓中肯。

当然，《论语》中关于社会关系的论述和意义绝非这么肤浅。《论语》强调的“孝悌”，是家庭关系，这种关系的放大就成了家庭以外的社会人际关系，故而，其意义实际上是维持社会和谐的关键所在。而无论“孝悌”、“忠”和“爱人”，其核心都是发自内心真诚的尊重。

（七）礼仪的礼发乎内心

《论语》中说的“礼”，是“制度品节”，即制度规范的总合，并体现于国家政治生活中。而这些“礼”也包罗了所有礼仪规范，遵循这些规范，个人则成为谦谦君子，国家则成为礼仪之邦，都是事关形象的大事情。现代企业也是很注重礼仪的，不仅有公司内部的礼仪，还有企业接待礼仪，更常见的是服务行业的对外礼仪规范。而这些形式上的东西如果缺乏内心的虔敬之情，则会显得生硬而教条，反而给人礼仪不周的感觉了。所以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他质问，礼仪仅仅是华丽的外表吗？限于形式是不够的，要注重礼的精神。

那么礼仪的精神是什么呢？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首先是“仁”，如果缺乏仁，外在的礼节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其他方面如待人庄重的“恭”、对人真诚的“敬”、对待事物谦恭的“让”等，无不体现一个“情”字。这种情就是因尊重而引发的出于内心的关心、照顾，所以礼仪的实质最终要体现为“方便别人”，如果让人感到别扭，反而失礼了。

实际上，我们可以从《乡党》的记载中看到孔子本人在言行举止方面对礼仪、礼节的重视和把握。比如，在接待来宾完成任务后，要“必复命曰：‘宾不顾矣。’”，向老板汇报说“客人走远了”，这既是礼仪的要求，也是工作的程序，更是对上级的尊重。所以，在孔子看来，礼仪不仅是“玉帛”之类美丽的外在形式，也不仅体现内心的敬意，更具有实际的功用。缺乏真诚的礼仪是摆样子，形式不规范就不能体现的敬意，而缺乏实际功用的礼仪实际上就流于迂腐。礼仪，在《论语》中应该是内心、形式和功用三者结合的整体。

读《论语》，我们要知道礼仪是“德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被称为“礼治”；用《论语》，就应该明确礼仪的实质，并且将其作为企业形象建设的重要内容。

（八）文质彬彬

“文质彬彬”，是说外在和实质的完美统一，是个人修养和事物状态的理想标准。“文”是外在美，“质”是内在美，两者和谐匹配才是最高境界。如果“质胜文”，则缺乏约束，再有教养的人也显得粗野；如果“文胜质”，则华而不实。企业其实总是面临这样的问题，企业形象塑造、产品开发和推广等，都存在内在和外表两个方面的权衡。企业应该注重或善于宣传推广，但如果企业实质或产品品质不能够和外在形象相一致，那必然是欺骗，最终受害的是企业自己；如果抱着“好酒不怕巷子深”的思想，不注重外在展示，在市场竞争激烈的今天，恐怕还赶不上“劣酒”的销量。

孔子说“义以为质”，所谓的“义”即“宜”，是合乎社会规范、发展规律的一切合理的标准。如此，企业合法经营，尊重企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制定合乎社会道德规范的的战略目标，采用符合社会道义的企业行为，都属于符合“义”的“质”；产品符合质量要求、安全标准、具有适合市场的功能，则也是对“质”的严格要求。在这方面，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儒家传统思想有内敛的特点，凡事不张扬，体现朴实无华的作风，但并不排斥合理的展示和表现。有人问子贡说：“君子质而已矣，何以为文？”意识是说，你把质量做实在些，那些华丽的包装有什么用呢？子贡说：“文尤质也，质尤文也。”说如果内在品质是那么重要的话，那么外在形象也一样关键。这对于现代企业经营尤其产品开发来说，真有醍醐灌顶之妙。

诚然，单以产品为例，质量上乘而款式陈旧、包装粗糙的产品无疑的产品开发者的失败；同样，过度包装如“天价月饼”之类的现象也多有欺骗虚妄之嫌。而最完美的状态是品质和外在完美统一的“文质彬彬”。

（九）责任问题

《论语》主张的实事求是、勇于负责的精神至今也是难能可贵的。出了事情，孔子要求先从自己找原因，“君子反求诸己”，反躬自问，而不是推卸责任。颜回就以“不迁怒”而受到孔子表扬，所谓“不迁怒”就是不去把责任加给别人，对别人责备不已，而把自己摆脱干系；不仅勇于承担责任，即便确实没有自己的责任，也要“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曾子还更说“吾日三省吾身”，把“自省”当做和一日三餐一样的重要了；在对待别人的责任上，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严格律己，宽以待人。

勇于承担责任，敢于承认错误，是纠正错误减少损失的前提。对待错误，孔子很大度地说：“过而不改，是为过矣。”错了就改，就算不上错了。还说“过而勿惮改”，都是在鼓励人们不要怕犯错，不要不敢承认失误。“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明确地说改正错误是一件大好事。并且“更也，人皆仰之”，承认和改正错误不仅不会让人看不起，而是更加令人敬重的事。

自责的精神固然重要，但更其重要的是发现错误的能力。孔子说：“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关键字是那个“能”字，“能见其过”未尝不是一种能力和态度，并且是超乎寻常的能力和肯于“自讼”的态度。即便一个人有能力和水平辨别是非，但如果眼光总看别人的短处，事事认为是别人的责任，也一样发现不了自己的错误。《论语》时时在提醒人们对于“学”的重视和追求，惟其学，惟其修为，才能够提升素养和学问，才能够和敢于发现错误而最终改正。

（十）企业和社会的关系

“学而时习之”的“习”是练习、实习、实践的意思，这句话体现了孔子对于学的功用和目标的看法，那就是把学问用于社会实践是最高的理想追求。孔子终其一生就是在做“志于道”这件事，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种个人能力的实现，是一种由个人到社会，由家庭到国家，由政治到道德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体现了个人和国家、社会道德规范的和谐统一。

孔子要求“君子义以为上”，就是个人的作为必须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企业也是这样，有人说企业是个追求企业利益的组织，其实企业利益的实现并不是违背社会道义的，恰恰是对社会利益的贡献。反而是那些违背社会道义的企业行为受到谴责，直至被公众所抛弃。这一点上，正好说明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统一性。

孔子一方面强调社会对个人的制约性，要求个人顺应社会需要，遵守社会规范，以社会为本位；另一方面又强调社会对于个人的依赖性以及个人对于社会的能动性，倡导人们积极入世，倡导仁人志士弘道于世，以天下为己任，承担实现“天下有道”的社会责任。企业从来进步是孤立存在的，作为社会一员固然有对社会的责任。这个责任也不是单方面的，可以说企业在实现自身利益的时候已经在尽这会责任，或者说，企业是通过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和落实来实现企业长久利益的。这是一种相互依存而有相互制约和影响的作用。

为什么说是相互的制约和影响，而不是社会对企业的单方面作用呢？因为企业通过自身的行为倡导的文化确实能够影响社会思潮和观念，好的企业不是没有灵魂的组织，也不是冷冰冰的机器，而是有思想、有导向的一个生动的社会成员。企业通过影响员工、影响消费者来影响整个社会，这一点往往被人所忽视。而孔子一开始就相信个人对社会的影响，“仁以为己任”，实际上，作为一个思想家，孔子确实甚至改变了这个世界。企业之于社会也有这样的能力和义务。

四、关于这本书和另外一本书

以上所列十点，只是我个人一些零散的体会，不能够看作对《论语》思想的综述，因为我深知《论语》之博大非此区区几言所能够表述，说是挂一漏万，确非自谦。《论语》的思想需要详细阅读并且读懂《论语》才能够有完整的体会。《论语的管理智慧》（即《论语马说》）这部书，是探讨《论语》思想的一种尝试。

所以，严格地说，这并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研究《论语》的书。或许有的读者愿意把她当成《论语》解说来读，那也未尝不可，因为在这本书里，也确实对《论语》本身做了很详细的解说。但是，我还是喜欢读者把这部书直接看作管理书籍，毕竟我们探讨的是《论语》中所体现的管理学思想在企业经营管理实践中的运用问题。

严格地说，《论语》是本口语化很浓的书，文字表述应该很通俗浅易。但毕竟时代久远，加之对于成书时代背景的疏远和《论语》所记载言论起由的缺漏，读起来确实难免有晦涩之感。历代批注、释译《论语》的著作很多，但多侧重字句疏通，让读者还是难以把握其真谛。故而我和大多普通读者一样都有“看似明白其实还很糊涂”的困惑，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也多有朋友提及此事，希望能够就此机会写一本能够确实读懂《论语》的书。其实，我写《论语马说》的过程也是重温经典、深刻学习的过程，有此念头，便更加注意字面背后的意义，所以本书成稿付梓的时候，另一本专门研究《论语》本身的书业已成竹在胸，《论语的管理智慧》（即《论语马说》）上市之时，《论语新裁》即可脱稿。

《论语新裁》之“新”不在于释义之新，而在于对《论语》一书的重新理解。历代学者多论《论语》只是散录先贤言论，在编排上并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集章为篇，只是“大致归类”，每篇并无明确的中心思想，每章相互间也不存在前后文的联系。而在撰写《论语的管理智慧》（即《论语马说》）的时候，由于提炼文意的需要，对篇章之间的脉络多有留意，依稀发现不仅每个章句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甚至各篇还可以看作独立的论文，条理之清晰令人惊叹。我想，以前我读《论语》之所以不能够完全懂得原意，多是因为心存其断裂，从而难以完整把握，致使读来如散沙而无头绪，不过领略一些断章之意罢了。私下认为，如果能够理顺其中脉络，必使《论语》成为完整的系统论述之书，而非零散的语录了，这样无论对于记忆还是理解都将大有裨益。

至此方才想起先贤们曾有的《论语》一书乃有意编排一说并非妄谈。朱熹推崇《论语》首篇《学而》的第一章，称其“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至今才有了真切理解而断然相信了。不但如此，我看《论语》全书之大要尽在末篇《尧曰》三章，可谓“治国之道、从政之本、修为之旨”。然而历来大儒均视其为“逸篇”，至多论其为全书的总结，不以纲领称也。而我认为读《论语》应从末篇始，始得《论语》之精妙。而前后参考互见，则得《论语》大旨。

心里有了这层意思，再读《论语》颇觉文意畅快，结构完整，竟如一块圆润的温玉了。《论语新裁》之新即在此处，希望早日交付同好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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